友人曾拿出新近花费重金购买的清末具有皇族血统的书画大家的作品，向我介绍并啧啧称奇地赞叹，这墨是当年慈禧太后送的“唐”墨，这纸也是宫里的“元”纸云云。但是我是相信自己的眼睛的，我认为那“字”那“画”，平平淡淡，谈不上有什么神韵、风采。它就像是金笼中的凤，但终究不如山林中的野麻雀白日放歌来得自如潇洒。可想齐白石肯定没有得到过慈禧的宝墨，黄胄的那些黄泛区写生用的也肯定不是元纸，但是他们的艺术生命却是丝毫不为名贵的工具材料而影响的！

    唐代张彦远（813—879）在《历代名画记》中记载：“魏晋以降，名迹在人间者，皆见之矣。其画山水，则群峰之势，若钿饰犀栉，或水不容泛，或人大于山，率皆附以树石，映带其地列植其状，则伸臂布指。”当时的名家原迹如今已湮没无存，我们只能在远古或中古的石窟的沙石墙壁上追寻遗踪。但就是这一点点老祖宗留下来的蛛丝马迹，还是不被现在的有些专家学者认可为山水画，理由是它们大多只是作为人物宗教故事的陪衬，并没有独立的渲显宗炳、王微的“畅神”、“媚道”的宗旨。但是宗炳、王微的“畅神”论也不可能是凌空出世的，它的产生与发展一定是在大的文化背景中，并在千百年来无数前人的理论积淀的基础上才得以完整成形。就如同我们说毛笔是蒙恬创造的，纸是蔡伦发明的，事实上这不可能是某一个人的个体行为，其中包含了无数名不见经传的工匠的心血。所以说那些洞窟中作宗教故事背景的山水绘画，就是早期山水画的雏形即“山水画”。怀胎十月一朝分娩诞下的婴儿是人，那么怀胎二月母腹中的胎儿就不是人了？　

    讲中西方绘画艺术比较时大多数人以别人译出的史料同中国固有的史料相比较，而本身没有在欧洲生活的经验。所谓“山川异域”，风月并不同天。由于地形地貌的各异，虽则太阳的光线同样洒落大地，但亚洲的长江、黄河流域与欧洲的多瑙河流域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就连植物的生长结构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凡·爱克能发明油画，而中国人要用毛笔的线条来表现自然。中国的地理环境不可能发明出油画，而西方的地理环境同样不可能发明出毛笔文化。这是地理环境造成的，就像高纬度寒冷地区的人的面部特征就是五官的凹凸剧烈，这种大的线条曲折变化是因为人需要在寒冷环境中保护自己，经过几万年形成为了他们的显著的特征。而低纬度炎热地区的人大多脸部线条较为平板，鼻孔多向天，个头也矮。由于低纬度地区气压较低，鼻孔向上是为了更多地呼吸到氧气。这种特征的形成同样也有着几万年的历史。这样的差异是天造地设的不同，并不需要查阅古籍。

    我认为中国的毛笔文化实际上已经成为一种宗教文化。季羡林说：弄不清印度文化，印度佛教，就弄不清我们自己的家底。

    传说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抛家舍业苦行六载，只落得皮包骨。后决心改变方法，坐毕钵罗树下，发誓：“我进若不证无上大菩提，宁可碎是身，终不起此坐。”他静坐想苦因以及脱苦之道，观十二因缘，过了七七四十九天，终成正觉，寻得了解决人生之苦的“四圣谛”，即“苦、集、灭、道”。佛初转法轮时又生出“正八道。”所谓：正见、正思惟、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从印度传入中国的《心经》就有六根：“眼、耳、鼻、舌、身、意”，六尘：“色、声、看、味、触、法”等等。十二因缘中又有“六入”，即触缘受、受缘爱、爱缘取、取缘有、有缘生、生缘老死。相传汉明帝（公元５８—７５）时，佛教传入中国，三国两晋南北朝时开始兴盛。南齐时谢赫所著的《古画品录》明确指出了绘画艺术“明劝戒著升沉，千载寂寥，披图可鉴”这与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一脉相承。其还制定出了品评画的准则和创作方法的纲领性文件《六法》，一气韵生动，二骨法用笔，三应物象形，四随类赋彩，五经营位置，六传移模写。六法之说对中国绘画艺术发展至影响可谓至大至广至深，但谢的提法不能不说也受到了当时欣欣向荣的佛教理论的影响。其中佛教就有“六轮回”之说，禅定中还有“六神通”之说等等（在此不多加议论）。尤其要指出的是六法中的“气”与“韵” 之说对后来的毛笔宗教的产生和发展起到了莫大的作用。

    魏晋刘宋时期宗炳的《画山水序》、王微的《叙画》又把孔子儒家的绘画社会功能论提升到“畅神”、“媚道”的高度。绘画不仅仅具有社会功能，它也是画家个体在绘画实践中，用毛笔“写”出“望秋云，神飞扬；临春风，思浩荡”之画之情也。用毛笔“写”出“峰岫峣嶷，云林森渺，圣贤映于绝代，万趣融其神思”，从而实现画家个体及其鉴赏者的“畅神”。这“畅神”的过程又与佛教禅宗的修执何其相似，以至于不分彼此。例如禅宗说“渐修”，佛祖作毕钵罗树下悟道，悟道后初转法轮，又在王舍城外的灵山香堂设法会。用现在的说法，灵山香堂，钵罗树，均为释迦牟尼悟道论法的平台，初转的法轮即是他的工具，亦是宣扬佛法时的一种凭介。毛笔文化中的笔墨纸砚，窗明几净，磨墨展纸，凝神静虑，从而墨落绢素，笔底云烟油然进入畅神之境，又与佛家的修行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法国艺术家丹纳在他的《艺术哲学》中说：自然界有它的气候，气候的变化决定这种那种植物的出现；精神方面也有它的气候，它的变化决定这种那种艺术的出现。中国历史数千年，沧海桑田，世事浮沉，这期间形成了儒教。儒教的具体行为者即知识分子——所谓的士大夫阶层，他们对具体行为实践的具体形式和具体工具都离不开毛笔（笔墨纸砚）。他们终生与笔墨为伴，生涯中在纸上挥洒，把生涯的积淀灌注于笔端在纸上激扬文字，留下沧海云山。他们数十年的生涯修练出完美的纸条墨块从而脱离出苦海抵达心灵的彼岸。

    文化同植物一样，随时嫁接方能永葆青春。中华文化几千年至今未能失去活力，历时之久为世界各民族所仅见。重要原因也是随时吸收外来新鲜成分。佛教的加入，也使毛笔文化增添了新的活力，促其发展助其成长。

    有个问题一直缠绕着我，近现代的那些巨匠大师早年大多有着留洋的经历（未出国门的就更不用说了），但晚年归依的还是毛笔，无论是“油” 、“版”、“雕”。改革开放初期亦有出国热，现在又是海归热，这些现象不能简单地看待。正像我在海外生活了近１５个春秋，我也曾努力地面对落基山，俯看着塞纳河的流水，遥望着岛国的神山，但我找不到毛笔的感觉，它们不能给予我创作的激情。这是因为离开家乡越久远那乡情就越浓厚，远离了毛笔生存的土壤，就备觉毛笔文化的伟大与珍贵。就像健康、青春、自由是人生三大财富，当我们拥有它时，我们毫无所觉，一旦丧失后，才意识到它的珍贵。毛笔这枝花，它只能是在中国的这块土地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它已是一种生活方式，是融入血液中的一种基因。毛笔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种宗教，一旦拿起来就很难放得下。 来源：国际艺术界